中国大学生之声——专注大学生社会实践投稿发布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文学作文 > 正文

国家话语意识的再度书写 ——基于小说《红旗谱》看其改编电影

作者:卢婧 发布时间:2021-07-28 分类:文学作文 浏览:107 评论:0


导读:梁斌在1957年首次出版的小说《红旗谱》被后世置于革命历史小说的题材范畴,但纵观文本,笔者认为这种史诗式的话语表达必然藏匿着知识分子复杂的情绪和意图指引,然而上映于1960年的电影...

梁斌在1957年首次出版的小说《红旗谱》被后世置于革命历史小说的题材范畴,但纵观文本,笔者认为这种史诗式的话语表达必然藏匿着知识分子复杂的情绪和意图指引,然而上映于1960年的电影《红旗谱》似乎更好地契合了国家话语体系要求,纯粹的“革命”和“历史”书写中完成对中央文艺创作要求应和

一、“纯化”和“突出”——影版《红旗谱》的改编归纳

电影对小说的改编内核,无论是从内容变动还是手段分析来看,都可总结为“纯化”和“突出”两个关键点,“纯化”是对基本事件和人物关系处理上的单一化和简化,“突出”则是对农民形象和农村革命的理想塑造和反复强调。

  小说《红旗谱》围绕“反割头税运动”和“保定二师的学生爱国运动两个故事单元展开叙事,电影显然省去了后者,将矛盾汇聚在农民与地主土豪的主要争斗中,同时,为了迎合“反割头税运动”的主线,电影在这层斗争关系的基础上弱化了小说的众多人物关系线,也用以简化次要情节线索,例如朱老忠、严志和与各自妻子的相处互动、运涛和春兰的异性情感、几对父子不同的相处模式、农民内部的纠缠等等,让一切简化的关系都为了最后到来的革命服务。

于是,电影选择在强调农民朱老忠的形象中完成其对农村革命的引领作用。首先,在对中心人物的正面描写中,小说中尚存在以朱老忠为中心的农民群体刻画,粱斌给予了严志和、朱老明、老套等农民细化的立场和心理描绘,但电影舍弃了个体表达的空间,让性格各异的农民站在主角身后,主要完成对朱老忠革命的拥护和集合工作;运涛被捕入狱时发出的一段相关革命和共产党的感概也被电影压缩,再次降低了运涛的角色地位;至于几位农村女性的私人话语权利,就更不被电影作单独展示。其次,在反面人物的衬托功能使用上,小说选用的是以地主冯兰池为主的冯家势力,包括冯家三少爷、仆人李德才等人物的陆续出场,电影则为进一步塑造地主形象,又在冯兰池自私贪婪的性格特征中加入了封建守旧的要素,因此,除照旧把旁系人物删减外,电影作了一处情节改动——小说中冯兰池对冯贵堂提出的新式改良办法表现出缓和态度,电影中其对儿子带有的新气息(西式衣着,言语等)却采取极力排斥和全盘否定的态度;最后,尽管电影秉承了文本中启发朱老忠革命的初衷——冯、朱两家自上一代延续的复仇情结,但引导朱老忠走上革命道路的主体却是不同的,电影随着对小说另一故事单元的删减,其主角“江涛”的引导和动员作用也被摒弃,转为共产党员贾老师对朱老忠的直接思想教育以及朱老忠自主的革命行为。

二、“革命”和“历史”——国家话语意识的表征

综上基于小说红旗谱》的电影改编,其实是影版红旗谱试图在“纯化”和“突出”的基本变动中实现对“革命”和“历史”的主动贴合,从而达到对单一国家话语体系的呼应。

电影中强烈的国家话语意识首先表现在对“革命”内涵的把握。为了强调革命的目的即阶级批判乃至批斗,电影增加了地主形象的负面性,使其形象趋于扁平化,同时以抛弃冯贵堂提出的农村改革办法来否认这一阶级群体存在的合理性,这就在文本基础上深化了阶级对立,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同时,革命的主体——农民,被电影以更为夸大的赞美形式推出:其一,小说原本蕴含着一层对乡土世界留有的传统文化伦理秩序的呈现和思索,例如运涛被抓后,春兰的归宿问题就显示了农民对待婚嫁的诸多思想斗争,而电影却用安排运涛的回归直接终结了讨论,这正是通过淡化旁支事件和人物的处理撇去了农民群体本有的腐朽落后一面;其二,即便电影抬升了农民朱老忠的主角地位,但这不意味着电影对个人英雄主义的认同,电影选用同一演员演绎朱老巩朱老忠这两代农民,体现了革命任务的继承感,也暗示了对农民个人特征的有意忽略,这和电影省略其他农民形象的特写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笔者认为朱老忠反而是农民阶级的符号化形象,是为落实革命选定的无产阶级代表,小说中江涛对朱老忠的启发被电影中的共产党员贾老师替代,甚至让朱老忠自主走上了革命道路,也反映了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有明显的集体意识和积极投入无产阶级阵营的热情。最终,电影以升腾的熊熊烈火特写镜头作为收尾,也昭示着革命的热烈,潜藏着对革命胜利的自信。

其次,尽管电影延续着小说构建的历史感,但不再突显史诗叙写的宏大沉重,而偏重了历史的前进性。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从北伐战争到蒋介石叛变,电影以鲜明的字幕提示重大事件,并以此划分情节进展,同时在省略文本延宕效果的基础上加深这些关键线索与农民命运走向的直接联系,表明了历史前行的方向与革命将以胜利结束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最后,国家话语意识的缩影已然落在了电影的细节改动中——运涛为感谢春兰绣鸟笼套子,表示要送其“大花棉袄”,电影把该物换为“大红花”。大花棉袄作为女性所有物,它带有私有个性的意义,这和小说中春兰农村少女的身份是相符的,但“大红花”这个意象却是建国初期授予荣誉的象征,因此,即使文本的该段背景设在20世纪20年代,这处改动也显然有与历史错位的现实意义,这或许埋下了电影改编者对历史的预示及对国家建设的致敬之意,也是对国家话语地位的再度强化。

   综上,笔者认为小说红旗谱已然在国家话语意识的书写中完成了重要的故事架构和人物塑造,不过宏大的容纳能力终究会带入杂糅的意图诉求,因此,

电影红旗谱的叙事语言加工有意识地“纯化”和“突出”,最终形成了对国家话语意识的再度书写。

 

 

 


大学生之声公众号


取消回复欢迎 发表评论:

文学作文排行
会员中心
标签列表
最新留言

关灯